商纣王：被骂了三千多年，你们猜我冤枉吗？
千年以来，纣王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昏暴之君的代表，他的恶行以《尚书·牧誓》和《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所记最为典型和集中，总结起来有：好酒淫乐、慢（傲慢）于鬼神，败坏社会风气；大兴土木，加重赋税；失民于时等。但对纣王的恶行，春秋时期的子贡便已有了疑问：“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纣王的“不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为亡国之君而被抹黑，背上了许多子虚乌有的骂名。那么，子贡的这一看法究竟是否真实？历史上真实的纣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三千多年前的商末说起。
纣王的身世
纣王即帝辛，为帝乙嫡子，《史记·殷本纪》称帝辛为帝乙之少子。关于他的名字，古籍中相关的异称有十二种，分别为辛、帝辛、受、帝辛受、受德、受德辛、殷辛、后辛、纣、殷纣、商纣、帝纣等。电影中将他的名字改为“殷寿”，也算是有据可依。为阅读方便，我们姑且称他为纣王。
有人认为，帝辛以嫡长子身份继位。实际上，帝辛有一个哥哥，即微子启。只是，哥哥出生时，他们的母亲还未成为王后，因而是庶子身份，导致其无缘王位。微子启对此事耿耿于怀，始终心怀芥蒂。
关于纣王的身世问题，典籍文献主要有三种记载：
其一，《吕氏春秋·当务》记：“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
其二，《史记·殷本纪》记：“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即微子启与纣王并非同母所生，纣王才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
其三，《孟子·告子上》记：“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孟子》称微子启为商纣王之叔父，此说早已被学界认定不可信。
因此，以上观点的争议之处在于《吕氏春秋》与《殷本纪》之间的记载，两者最大的不同即微子启与纣王到底是同母还是异母?
商朝施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兄终弟及为辅的继嗣制度，实际上和后来的周朝宗法制下的继嗣制度基本相同。在此宗法继嗣原则下，无论母以子贵，还是子以母贵，都蕴含了母子同贵的意义。如果纣王和微子启是同母所生，那么当其母的身份在从妾变为妻的时候，微子启和微中衍的身份也应该同时发生变化，即相应的从庶出转为嫡出，而不会依旧停留在庶出的地位上。若微子启、微中衍与纣王同为嫡系，则应当由身为嫡长子的微子启即位为王。
因此，《史记·殷本纪》所载的纣王继嗣情况更加符合史实，纣王与微子启是同父异母兄弟。微子启虽是长子，却是庶出，其母为妾，本就无资格继嗣为王。纣王虽然是少子，却是嫡出，其母为正后，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这符合商周时期的继嗣制度。由此可见，微子启对纣王即位心怀不满的情况其实本不该存在。
纣王有旷世之才，《荀子·非相篇》称：“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可见，纣王不但身强体壮、勇武超人，而且天资聪颖，是文武双全的人才。由于天资过人，加上君临天下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塑造出纣王刚愎、狂傲、冲动、固执、敢想敢为等悲剧性格，加剧了统治集团的矛盾和内耗，导致百姓怨望，诸侯叛商。
纣王的影视形象（马景涛饰）。来源/电视剧《封神榜之凤鸣岐山》截图
纣王时期的商朝
纣王即位时，商朝已经建立近六百年，作为奴隶制国家，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十分尖锐。自武丁、祖甲以后，历代商王都是“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的荒淫残暴之君，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社会陷入“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动荡局面。
在这样的形势下，纣王对西伯、九侯、鄂侯、比干等贵族势力非但不注意笼络，反而予以打击，或囚、或炮烙、剖腹、刳心、醢、脯，连太师、少师也因与纣王意见相左而得不到重用，反而担心遭到迫害而离去。纣王的行为严重削弱了统治集团的力量，给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周边敌对势力的入侵制造了可乘之机，以至于周人进攻朝歌时，纣王无法调动足够的力量予以应对，最终落得国破身亡的悲惨下场。
商朝是一个神人共治时代，巫在政治上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对商朝的一切军国大事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支配作用。为了表示对神灵的信从，商朝事无大小，都要通过卜筮以测吉凶，决定行止。然而实际上，人们早就对神权产生了怀疑，只不过统治者们暂时还不愿与神权公开决裂，因为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王权的工具。
纣王聪颖过人，早已看破了神的本质，他却没有理智地处理好神权与王权之间的关系，而是直接把神灵一脚踢开，“昏弃厥肆祀弗答”，公开向神权宣战，导致自己白白将神权这一有力的武器拱手让给敌人，其统治地位的权威性、合法性也就产生了动摇。
商代卜骨，内容为商王武丁分别于两个月之内的癸未、癸巳、癸卯与癸亥四日，占问本旬之内是否会有灾祸。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无节制的战争也是商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帝乙、纣王父子在位共56年，期间分别对西方的羌人方国和东南的夷人方国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在西方，帝乙时期便发动了对盂方的讨伐，并动员了下属邦国的力量。这一举措可能与经略晋南地区以遏制周人有关。而南渡淮水伐夷方、林方是商朝末年另一场重要战争，随着淮河流域文明的繁荣发展，淮夷逐渐成为商朝的心腹之患，因此引发了商朝的大规模讨伐。这两场战争先后持续了数十年，给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虽然大多取得了胜利，却也种下了商王朝灭亡的种子，从而给后人留下了“纣之百克，而卒无后”的历史教训。
由此可见，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商朝中后期社会矛盾的累积和爆发，纣王性格的因素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它加速了商朝统治集团的瓦解，而军事战略上的穷兵黩武则是后来商朝军事失败的直接原因。
周人的崛起与牧野之战
周本是渭水中游的一个古老部落，居于今陕西中部。此地区水草丰盛、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民众长于耕种技术，因此周逐渐发展起来。在武丁帝时期，周还是商朝的诸侯国之一。从周文王姬昌起，周出现了一批精明干练、文武兼备的当权人物，如文王、武王、姜尚、周公旦等，国力日强。文王以姜尚为军师，任用一批贤臣，励精图治，大力发展自己的实力，力图摆脱商朝的控制。
为了增强国力，文王大力发展农业。周人活跃在“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的区域，此地适宜农耕，为国力的增强和其后的灭商战争准备了物质条件。文王还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的社会风气，提高自身威望，对内争取百姓拥护，上下同心；对外交好大国和其他周边小国，同时大力吸引人才，赢得贤士归周。到武王即位以前，周人已尽取“于天下三分之一”的关中，复夺夏地，可谓占有天下三分之二，并通过掌控一些战略要地，已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商王畿与主要属国的联系，至此，商朝地广人众的国力优势已经丧失殆尽。
商时期地图（局部）。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周在文王时期虽已相当强盛，有众多诸侯国归附，但鉴于有600多年统治根基的殷商王朝仍有强大实力，文王一生未敢发起与商王争夺政权的战略决战。文王去世后，其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他继承父志，在姜尚和周公旦的辅佐下，继续增强国力和军事力量，广泛联络各路诸侯，继续为灭商进行积极准备，并迁都镐（今西安西）。
公元前1048年，即武王继位的第二年，为了观察诸侯在文王死后的政治态度，检验灭商的准备情况，武王载文王灵位兴师东进，前往孟津（今河南孟津）。据史料记载，当时有800名诸侯不约而同地带兵前来相会，皆认为“纣可伐矣”。武王经过这次观兵得知大多数诸侯已真心归附于他，但顾虑商朝依旧强大，认为伐纣时机尚未成熟，便以“未知天命”为由引兵西归。此次观兵，规模宏大，史称“孟津观兵”。
此时，纣王感觉到了周人已构成严重威胁，决定先发制人，起兵伐周。但这一计划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未能实现。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向东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空虚，虽然最终取胜，却极大消耗了商朝国力。与此同时，商朝内部矛盾呈现白热化。纣王继续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启，朝中大臣人人自危。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武王决定抓住这一时机，乘虚蹈隙，一举灭商。
公元前1046年正月，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周王近卫军）3000人，甲士4.5万人，自镐京出发，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与共同反商诸部落联军会合。随后周军从汜（今河南荥阳境）渡过黄河，直指商朝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由于商军主力正在讨伐东夷，周军沿途没有遇到商朝军队抵抗，顺利开进，仅经过6天便抵达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仓皇之中，纣王只能武装大批奴隶与东夷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在他的率领下开赴牧野迎战。
传统观点认为，牧野之战中以奴隶和战俘为主体的商军无心恋战、阵前倒戈，周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事实证明，牧野之战诚然商人告负，但实际情形却非周人及后世所宣扬的兵不血刃。《尚书·武成》中流露出“血流漂杵”的信息，可知牧野之战中两军进行了惨烈的战斗。又有学者考证，牧野之战至少持续了一整天，周军杀敌众多，商军是被周军的虎贲、戎车击败，“倒戈”一说几乎是后人逐步创造、发挥出来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西周。纣王倘若真像孟子所言“至不仁”或如《尚书》所说“秽德彰闻”，其统治自然众叛亲离，又怎会有如此之多的商人为其力战而亡呢？更何况，武王在战后郑重其事地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商旧地统领商的遗民，可见武王也不得不正视纣王在商地商民中的影响，只好借其影响来巩固秩序。
历史上真实的纣王
几千年来，作为亡国之君，纣王已经成为昏暴君主的代名词，被无数人口诛笔伐。然而，自子贡以来，也不乏有对纣王的恶行提出质疑者。如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中说：“纣既不幸亡国，他的牌子天天被周人毁坏，他成为一个罪恶所归的偶像自然是无足怪的事了。”
纣王的恶声随着其恶政在口耳相传中，不断“推陈出新”。顾颉刚先生发现，纣王共有70条罪状，都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比如战国增加20项，西汉增加21项，东晋增加13项。近年来，有一些声音企图为纣王全盘翻案，称其为圣明之君，所谓的恶行全是周人抹黑。
那么，纣王的真实形象究竟是什么样子？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纣王作为昏君这一事实是无法推翻的。《尚书》中《西伯勘黎》和《微子》两篇，通过商朝大臣祖伊与纣兄微子启等人的话，记述了纣及商朝贵族的堕落，总结商人所列举的纣的恶行，包括酗酒、不敬祀鬼神、不信用旧臣、苛政重敛、不治民等。这是商人自己的看法，可信度比较高。其中，好酒是商人，尤其是晚商时期商人的共习，不祭祀鬼神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并非罪恶，苛政等事主要体现在滥用刑罚、透支民力等，应该属实。
周人所指的纣王恶迹，集中见于《尚书·牧誓》，总结为四条：牝（pìn）鸡司晨、祭祀不修、不任用亲族、收容并任用罪人。通过与商人自己的总结相对比，“牝鸡司晨”与“收容并重用罪人”凸显了周人的价值观。
“牝鸡司晨”即听信妇女之言，这应该是事实。但要指出的是，妇女在商人与周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差异。商朝妇女在家庭中保有一定地位，死后可以独立受到祭祀，有一定的宗法权利，宗法地位比周朝妇女高。商朝妇女也有一定的私人财富，能独立经营田产，还占有奴隶等其他财富。部分贵族妇女如妇好、妇等还曾统领军队、指挥作战、统率田畋和守卫国土，在国家军事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周朝及后世封建社会的妇女所难相比的。妇女还可以主持祭祀、占卜，任巫祝乃至地位不低的小臣，比较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这一差异与商周两族的文化背景有着天然的关系。相对于主要从事农耕的周人，商人的经济成分更为多样化，牧业在商人的经济活动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从考古发掘来看，商人经历了一个从北方草原地带向中原迁徙的过程，所以商朝社会带有较浓厚的游牧民族的遗风。游牧民族中，妇女的社会地位与作用往往超过农耕民族的妇女，所以商朝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较高且较为活跃。周朝以降，妇女地位较男性明显处于弱势，到秦汉以后对当时情形自然更加难以理解。
《妲己害政》（局部）。来源/（明）张居正编《帝鉴图说》第四册，纯忠堂藏板，清中期刊本
“不任用亲族”和“收容任用罪人”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所谓的罪人主要是各属国的逃奴，奴隶在商朝受到重用是其尚贤政治特色，如商汤的贤相伊尹本是有莘氏女之私臣，武丁之相傅说也是擢拔于奴隶之中。纣王此举，原意是要与各属国争夺奴隶，与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竞相招徕他国民众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增殖人口、便于生产以发展本国经济。需要注意的是，商朝时期的“百姓”指的是贵族，所谓的罪人残害百姓，实际上是对旧贵族利益的损害。外来的新鲜血液充实到政治领域中时势必会带来一些变革，对保守的旧贵族的政治空间与传统利益势必有所挤占，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纣王此举对外而言，不无损人利己之嫌，难免会引起各属国的怨恨。周文王则反其道而行之，下令“有亡荒阅”，大搜逃奴交还本主，使商朝的大批属国转而倒向周，这也是周能得天下的重要原因。
综上分析，周人指责纣王所犯的罪恶，多是以周人的价值观来评价、衡量，自然会带来偏差，而后人的眼光或后人价值观念强行加以附会，也难免有所偏颇。但纣王之恶应无可置疑，其真实形象应该是一个予智予雄的暴君。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言，虽然言纣恶者多附会，但“附会之辞，虽或失实，亦必有由，不能全无根据也”，对其恶行强行洗白也并不可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应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接近历史的真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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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永卿：《商纣王悲剧的原由新探》，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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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辉：《试论商纣王身世之谜》，《史学史研究》2015第2期
吴敏文：《商周更迭的牧野之战》，《文史天地》2021年第4期
解洪兴、解洪旺：《商纣罪恶附会钩沉》，《哈尔滨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